民主派參選特首 增戰鬥力

黃世澤

在各路親北京人馬仍在揣摩北京對董建華接任人的想法時，並不用去揣摩北京意旨的泛民主派，為了避免出現曾蔭權爵士不用提交任何政綱，便成為特首的情況，決定派人參選行政長官。

泛民主派協調機制差

　 　在民主派仍在猶疑應否派候選人出戰時，筆者以至不少泛民主派支持者都公開要求民主派出戰特首，民主派的決定，是從善如流。不過，民主派除了要利用這個 機會，炒熱「小圈子選舉荒謬性」這議題，甚至迫曾蔭權爵士公開交代施政理念。從泛民主派的改革來看，民主派亦應藉這次機會，做好「固本培元」的工作。

　 　在筆者還在大學唸書，投身學生運動時，一直都認為學生會在高呼捍衞法治的口號時，如果內部法治不彰的話，如此雙重標準只會令民眾對學運反感，而那時學 生會內部的典章制度，甚至文件管理都混亂不堪。因此，筆者在大學時寧願留在代表會搞制度建設，並沒有參與學聯，以至各類示威活動。

　　其實這套道理，同樣可以套用在泛民主派身上。由九一二選舉時，泛民主派協調機制一塌糊塗可以看到，泛民主派現時並無一套令民主派各派都信服，無論在透明度和民主程度都充足的機制，協調泛民主派各派的矛盾，以及推舉一個有充足實力的候選人。

　 　同樣搞反對運動出身的台灣民進黨，內部同樣派系林立，但民進黨素來容許黨員參與黨內初選，再輔以民調結果，決定在選舉中的候選人。在黨內初選中得勝的 候選人，在參與初選的過程中，已經仔細思量了政綱以及選舉工程的戰略方針，要對付空有龐大資源，但內部制度殘破不堪的國民黨，經過戰術試驗的民進黨人就可 以做到以小博大，擊倒國民黨的對手。這亦令民進黨在成立後不足20年，就取代了國民黨。

民主派參選 要坦蕩蕩

　　而在制度上未能改革的國民黨，由於制度未能提升國民黨內部的戰鬥力，結果只是停留在三一九槍擊案的陰影下。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變成了一場親者痛，仇者快的大內鬥。如果民主派要長遠提升本身的戰鬥力，是有必要訂出一套有效的跨派系初選機制。

　　雖然中央政府在毫無預警下，讓董建華下台，民主派未必有充足時間，談出一套很完善的跨派系初選機制。但由於這次特首參選，幾乎是「必輸」的選舉，就算初選機制有了問題，都不會構成太嚴重的後果。

　　民主派趁這次機會，試出跨派系初選機制各種技術問題，到了日後區議會選舉，以至立法會選舉一類輸不起的選舉，就不會手忙腳亂。

　 　就算要彰顯小圈子選舉的荒謬性，初選機制也是相當重要。就讓民眾看到民主派是說到做到的，就算在派系之間的矛盾上，也做到廣徵民意，願賭服輸。要參與 也光明磊落，讓人感到民主派像孔子《論語》所講的君子般坦蕩蕩，那顯得要揣摩上意的親北京陣營「小人長戚戚」，光是這一點，已令民主派可贏得不少的分數。

要達到固本培元效果

　　為了民主派的長遠發展，以及凸顯小圈子選舉荒謬性的「戰略目標」，現時民主派不應浪費時間在「飯盒會」，以至各種渠道搞黑箱式協調，重複九一二選舉的失敗經驗，就藉這次機會，爽快試驗一套初選機制，在日後的選舉中再作檢討。

　　筆者相信，如果民主派能藉這次機會，做好民主派的內部民主，達致「固本培元」的效果，就算沒有普選以至董建華這次令人同仇敵愾的議題，民主派的長遠發展仍是令人值得期待。

經濟日報．2005.4.28

你隱閉，我隱樣

都市日報 邵家臻　2005-03-29
每日專欄
你隱閉，我隱樣

　　蟄伏？人人以為我social，並以此為 work，所以就成了social work。其實是個偌大的誤會，至少有一半是錯誤的。社會工作另一個別名叫說話的專業（talking profession），意指它所有的活動都屬於口部活動，無論是輔導還是公眾教育；是責備還是安慰；是充權還是消權..... 它們都是用口來完成的。加上近年來世界難撈，社工的social任務成了出死入生的法門，社工們的口部繼續發達，不過講的不只是安慰的說話和變更的力量， 更多的是「賣口乖」的撥款申請和自吹自擂的服務交代。對此，我沒有太多異議。


　 　這一半的誤會其實在我身上。Social work的確是用social來work，而且這趨勢愈見熾熱。只是連我都被誤會是個鍾意social，擅長social的人，就有澄清和異議的必要。無 謂令那些每天用口營役的人覺得被我食夾棍；騎劫了他們在茲念茲的專業範疇。

　　正如所有人一樣，我其實愈老愈孤僻，後來索性以「隱蔽」作 為志業。為此，我付出很多，包括被電話鈴聲鬧不還口、有人敲門會屏息避開、邀請做集會司儀扮 病推辭、演講起來尤其口吃和吞吐、與同學傾presentation不是有口難言就是百辭莫辯。這種避得就避的心路歷程，不是我過去十年的本性。為了迎接 未來的十年，我跟那間剛完成一百一十七個周年紀念的香港培道中學的標語學習：「沉潛向學，開拓視野」。不過，最近好事多磨，這種「沉潛」，被稱為「隱 閉」。而我，跟其餘六千個志同道同的年輕人，被貼上「隱蔽青年」的雅號。

　　Life is difficult。不同年齡群被鎖定了不同的成長任務（developmental tasks）。小朋友不准落街，青年人不准落街，中年人不應愛街多過愛家，老年人被鼓勵要「落街行下」。一條街行百樣人。只是行與不行（街）、落與不落 （街）、攤與不攤（屍）都成為社會福利的一部分，是代表一大部分人對一小撮人的關注和照顧。

　　驚蟄。有研究有社工有新式社會服務有傳媒 特備節目合力叫醒沉睡的青年，想他們從隱蔽中走向光明。隱蔽青年，說是東洋舶來貨，日文拼音是 hikikomori。只要是（一）持續超過三個月缺乏工作、學校和社區聯繫；（二）害怕與人接觸；（三）不是學生、僱員、學徒、義工，就是雙失之後─隱 蔽青年。他們按隱蔽度再分三種：全隱、半隱、和潛隱（在隱蔽的邊緣）。本港的跟日本的有階級之別，日本的隱士屬中產階級，而本地的隱青只是窮得一窮二白， 落街不成，久而久之，出現自慚形穢，不想見人。最後，由隱蔽青年變成隱樣青年。

　　我是隱樣，但忍不住有話說：（一）是忍還是隱？我自甘 隱樣，選擇避世，又如何？（二）是你站的位置看不到我，正如我在虛擬世界（互聯網）看不到你一 樣？誰都是隱樣，誰都不是隱樣。（二）隱樣是被隱閉起來嗎？後殖民主義大師Edward Said有本書叫Covering Islam，語帶相關，covering是指報道又指遮蔽。報道跟遮蔽本來就是一體兩面，在報道的同時又會有意無意遮蔽了甚麼，Said所關注的伊斯蘭如 是，現時香港追訪的隱蔽青年亦如是
。
　　我是隱樣，但有需要時我都會破例現形。 邵家臻 —— 註冊社工、博士生； 活得不耐煩，一有機會就發聲，至今出書研究青年文化現象逾10本，未來希望繼續讀書、寫字、玩貓及糾正懶音。電郵：bottleshiu@yahoo.com.hk

我們沒有了自己﹗——馬國明的行街政治

旺角巨獸朗豪坊正式落成，代替了從前人擠人，雀唱雀，喧鬧活潑的雀仔街，也把奶路臣街、砵蘭街至新填地街一段充滿煙花媚色，同時反映基層市民地道生活面貌的幾條老街切開了。　

穿過巨獸肚皮的人，總有感覺罷。特別是晚上。灰的天。白的光。冷的廈。走在路上，行人個個剎那成為科幻電影《大都會》的演員，被滑直燦白象徵現代化的玻璃幕牆照得暈眩，被霸氣逼人的所謂發展擊倒。走過的人，自然地，抬頭景仰。建築大，人渺小。　

巨獸門前有自己的巨型雕塑看守門戶。我不懂欣賞，只氣地幻想它是被重重花盆壓在地上，無人可以親近的蜘蛛精，卻是頑皮，不斷張舞它的肢足，很想跟對面的小肥羊火鍋店打過招呼，甚或到街尾的玫瑰園卡拉ok唱一支飲歌。但不可以，因為新舊建築根本沒有對話，發生不了關係。　

到底，豪華商場為誰而建﹖六星級酒店成為舊區重建的重頭項目意義何在﹖商場真的已成為我們另一個家嗎﹖在精心設計過的空間下生活的你和我，仍有些什麼自主權﹖抗爭的可能性在哪﹖我便是帶這些不成熟的問題及忿忿的主觀情緒，來訪問曾提出「有權行街」，「用腳投票，選出理想城市佈局」的班雅明專家、民間學者馬國明。　

馬老闆（他仍是曙光書店的老闆，他聲聲說書店只是苟延殘喘，有賴青文書店的支持才可以繼續，但離結業不遠矣）一頭銀絲白髮，戴跟讀書人總有緣分的厚重眼鏡，聲音清響無雜，笑語洪亮有節，精神狀態很好，完全不像年前曾中風的病人。他不徐不疾，語氣平定地說﹕「是的，行街很是尋常，但就是這種日常的生活實踐充滿種種的角力。當中黑白又不是那麼清楚。很多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規範，都可以受到挑戰，如有人會不跟交通燈過馬路，有人會到街邊當小販」。　

九龍皇帝 非政治化　
是的，對於公共空間的討論，記得馬老闆早在上世紀時，已以街道塗鴉為例，顯出民間抵抗壓抑的可能，「表面上，都市的面貌是由有財有勢的人主宰的﹔但即使是最低微的人亦可以在最閃耀的壁壘上塗鴉。街道塗鴉的最大意義是政治，藝術只是副產品，無心插柳而已。把九龍皇帝的塗鴉搬到展覽館則是把本來政治化的非政治化，是藝術工作者對政治一無所知的結果。（〈街頭掠影〉，《路邊政治經濟學》）」他的觀點，今天看來，仍會叫人心微笑，只是都市的面貌仍由地產財團操控，九龍皇帝卻已封了筆，不再在街頭反抗，而入了老人院安享晚年了。角力戰無處不在，而且沒完沒了。　

他繼續聲如洪鐘地舉了很多在荃灣的例子。一個是如心廣場，即使小甜甜不能如願在楊屋道興建全世界最高的商業大廈，它仍會是一支鶴立群雞的空降怪獸，跟旁邊楊屋道球場及街市發生不了什麼關係，和原先的地景完全分離。又如愉景新城，它由重重天橋包裹，由家走到地鐵站，的確可以免受日曬雨淋之苦，但代價是我們沒有了一片天空，當中的路程還要必然地經過一個又一個商場。　

此外，除了空間設計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角力外，空間消費者之間也有不同價值取向，甚至產生矛盾。如自己曾參與灣仔一個由市民自己設計公園的計劃，當中如何權衡不同街坊的需求已是一件不小的溝通工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街坊不希望公園有樹，因為怕有人爬樹入屋﹔也有街坊不想流浪漢及其他有色人種進入公園。調和公共空間使用者之間的排外張力，也是另一門學問。　預設空間 沒有選擇　馬老闆說到肉緊處，聲音會高兩度，動作多起來，表情豐富得很，雙眉如蝙蝠拍翼，跳動間，在光亮的前額留下層層有序的皺紋。　

「有時會替在城市大學的同學不值。」他說。「每天都沒有選擇地經過一個大商場才可回校。但香港就是這樣，容許經設計的空間佈局，來安排、來決定我們日常生活的目的地。例子多不勝數，如灣仔菲林明道天橋，你不是要到稅局，就是要到會展。天橋引領我們的路線及終點。」　

「大地產商是魔術師，喜歡在哪裏變出什麼就變出來，如時代廣場第三期，就把對面，原先以服務街坊為主的舖頭仔景觀完全改變了。」　

「但到底所謂舊區重建的準則在哪﹖為何和昌大押可以保留，一整條很有本土特色、歷史悠久的喜帖街又要連根拔起﹖當中用上什麼價值取向﹖我們為何不知道﹖」　

遺忘歷史 沒了自己　
馬老闆話說得不快，字字清晰，絕不含混，當中說得最多可能是這句﹕「我們沒有了自己﹗」這個自己不單是政治上的身分，也是香港自己的個性、歷史及記憶。他相當同意，早前龍應台撰寫的文章〈香港，你往哪裏去﹖〉的論點，特別是關於中央警署域多利監房的保留，實在很應該支持，也無謂以監房有沒有監禁過孫中山來決定它的歷史價值，重點是「建築物是人的記憶」、「建築物的價值應由住在附近的人決定。」　

他也慨嘆不單是官員習慣抹掉歷史，一般普羅大眾都未必有足夠的敏感度來力保有價值的歷史建築。如位在香港公園的茶藝博物館，要不是有富商出錢保留，也不能留下這個前身是三軍總部的殖民建築。　當然，市民的人文關懷，歷史的敏感跟我們過往的英式教育有直接關係，試問生於六、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有多少可以從正規課堂上，聽到有關香港的故事﹖就算有，哪又是一個怎樣的故事﹖跟傳媒呈現出來的故事又有什麼不同﹖因此，當中牽動的神經是多種而複雜的政治問題。　

文化行動 各有角色　
「The point is街道有自己的生命力，是屬於市民的歷史。」他大概在大學（中大及嶺大）教書時間多了，不時流露了教師的本色，喜歡總結別人的看法，再以the point is為起點。　

「The point is像市區重建這些大型計劃是Non-issue。」是的，社會沒有討論的氣氛，寫字的人也沒有好好立論爭辯，事情總像過眼雲煙，一件又一件發生，一件又一件消化、殆盡、再開始……但作為知識分子，當中可不可以擔當更多動員的角色，化理論為文化行動，拉闊抗爭的可能﹖　馬老闆認為，不必先下一個正不正確的道德判斷，卻應先把問題呈現出來，把事情搞個清楚。「何抗爭行為是自然而生的，不必動員而來，例如有人決定做小販，就會懂得『走鬼』的技巧。老伯伯死守有免費冷氣嘆的偌大商場，也是抗爭手法之一。屯門的婦女也曾把八佰伴化為社區中心般使用。」　

但這些行動都未必持久而有力，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的抗爭上，是否可以做得更多﹖馬老闆不表示反對，只是這個未必是他的角色，再問他寫評論文章有沒有設定的對象，是知識分子、中產人士，還是一般市民﹖又，有沒有想及達到什麼效果﹖他笑笑，搖搖頭說﹕「這些我都不想的，我寫文章對自己的要求就只是言之有物。」　

大病過後的馬老闆對生命有更深刻的領受。「中風讓我知道死亡是一回什麼事，從前不過是認知層面上的知道，現在是貼近生活的真實感受。其實，現在每一天都不需要去做些什麼的，活多一天就是賺了一天。」他雙眼有光，平淡而穩健地回答我的問題，讓我反省自己急急求成，自以有為而為的急躁。至於，有關文化行動的可能性，以行街散步權為口號的社會運動也許日後可作更深入的討論。　

《明報》星期日副刊2004.11.25
文﹕俞若玫

港人走出來的街巷

香港行街的歷史韻律是什麼﹖是急促中帶點悠閒﹔是光天化日下新鮮熱辣的當日新聞雜誌，以及還貼有20年前的淋病醫師廣告的橫巷﹔是熱鬧庸俗的大街，以及寧靜優雅、還掛「魏晉遺風」匾額的樓上書店。從狹小鬱悶的家走到鬧市，迎面而來第一眼的是最新的城市精神面貌，背後卻是集體的記憶幽靈在蠢蠢欲動。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另一本著作《德國悲劇的起源》裏提到所謂「起源」一詞的意義是﹕「『起源』所指的不是歷史演進，在歷史的洪流裏，它卻像一個漩渦，把歷史發展的原料扯進它的韻律裏。」香港行街的歷史，從古早方便統治的殖民地大街，到今日的大商場稱霸，香港人的行街人身分，自有它一套的韻律，像油漆一樣，一層一層地，從模糊變得明顯。　

縱橫大道 殖民者表演場　

班雅明所講的拱廊街，最適合他這種「城市浪人」（flaneur），因為建築師浩斯曼（Georges Hausmann）在進行他的世紀大計，把巴黎的街道拉直、擴闊，令巴黎公社式的街壘戰爭不再可能之前，所謂通道（passage），是閒蕩遊逛的好地方。19世紀的歐洲當然沒有今天般車水馬龍，而拱廊建築則把本來給交通使用的街道奪回來，還給行人，於是人們就可以像穿花蝴蝶般，以「之」字的路線，游走於左右兩旁的花哩花綠商店，而中間的馬路，就成為無名（anonymous）的公共空間。我猜那時的店員，總不會像香港的同業那樣，一直跟你，煩到你一定要買為止，且像潦倒窮困的班雅明那樣無消費力的「城市寄生蟲」，大可隨時躲回中間的公共空間，隱沒在無名的人群中，一毛錢不用花，各不相欠。然而，到了班雅明的年代，拱廊街實際上早已成為過時的東西，而他自己其實也只是在歷史的垃圾堆中流連忘返，最終離不開風雨飄搖的歐洲，喪命於法國與西班牙的邊界。　

香港殖民地歷史之初，並不像倫敦或巴黎那樣，有賽納河或泰晤士河為主軸，並有清楚的市中心和外層的同心圓的分區，卻以天然的海岸線為城市街道發展的座標──以貫通九龍半島、直達新界和中國大陸的彌敦道為縱軸﹔以港島海岸、英軍商人水手苦力上岸的德輔道為橫軸。每逢殖民地慶典，如英女皇壽辰、港督履新，大馬路都留作統治者表演的場地，而紮馬辮、抬兩籮菜的庶民，就只有從橫街探頭偷看，然後縮回屬於他們的橫街，聽他們的粵曲、吐他們的痰。到了日本人來的時候，從大埔道、青山道長驅直進彌敦道，騎軍馬，沿皇后大道耀武揚威，馬屎噗咚掉在電車軌上，怕死的中國人則在兩旁哈腰鞠躬，轉頭在橫街破口大罵「蘿蔔頭」、「死人日本仔」。幸好九七「回歸」時新的統治者沒有派解放軍來一次這種入城表演，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愛這一套，而是那時的大街大道，已經成為徹頭徹尾的商業大街，他們既不屬於軍車軍馬，也不屬於行人。　

利益巨輪 霸佔大街　

人說﹕「路是人行出來的。」但在香港，人行出來的路，其實並不是縱橫貫通的大馬路，而是橫街窄巷。因為在大街上流動的，是滾滾的歷史洪流、不可抵擋的商業利益巨輪，橫街才是洪流兩旁堆滿沉澱的凹潭、潛意識的暗角。香港的大馬路，不太適合閒蕩，因為閒蕩除了貨品的樣式要多樣和吸引之外，就是特有的街道締造出來的情感聯繫。彌敦道除了大招牌外，行人道狹窄，空間被車子佔據，在沒有車輛來往的馬路上閒蕩是何等奢侈的事，行人只好坐在雙層巴士的樓上，想像自己是皇帝出巡。大馬路只是行人的座標。　

其實香港應該是最適合發展出班雅明講的拱廊街和閒蕩區，但當然不是抄襲巴黎香榭麗舍大道的尖沙嘴柏麗大道這類由官員策劃出來的虛飾矯作。香港橫街窄巷多，也是庶民歷史的溫床，譬如灣仔的喜帖街，兩邊的房子樓高比較低，相距比較近，不需要再蓋什麼拱廊，其實已經自然而然成為一條「通道」（passage）。其實我們也不一定要舉喜帖街、雀仔街等典型，在你我成長的舊區，總有一處有你我共同的旋律。馬國明筆下的荃灣，多少也有這種閒蕩的例子，無論荃灣後來怎樣滄海桑田，總會留下幾條小街作為舊日足的沉澱，形成清楚的輪廓。香港行街的靈魂不在旺角和銅鑼灣。新蒲崗、九龍城、土瓜灣、東頭村、深水、筲箕灣、西環、香港仔等，大街轉角一看，舊式士多、有痰盂的茶餐廳、賣舊漫畫舊鹹書的攤檔，愈藏污納垢、細菌滋長，就愈有恆久的生命韻律。　

商場興起 閒蕩不再　
八九十年代大型商場興起，與班雅明的拱廊街距離卻更遠，當逛街的馬路變成商場，馬路似乎被架空，包圍起來，再加入冷氣，貨品千篇一律，售貨員虛假機械的聲音，這種人工製造的環境已經失去閒蕩的樂趣，再加上擁擠的人潮、吵鬧的音樂，再沒有閒蕩的餘裕，而行人的身分，就從閒蕩者變成消費者。　

七一遊行 還路於民　
六四和七一大遊行的共同的口號，不是「支持民主」、「還政於民」，更不是「權力全歸蘇維埃」，而是沒有喊出來，但切切實實「行」出來的一句豪情壯語﹕「街道全歸行人」。當人們可以穿著拖鞋、赤腳，甚至在中暑暈倒時，用充滿汗水的肌膚，貼在平時只有平治車輪才可以壓過的柏油路，印上一個汗水的背印時，那一天，權力的天秤就全面傾斜。平常實際庸俗的商業大街，忽然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行人眼前，行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和角度去看這個城市，發現平常不會發現的事物，甚至膽敢在《大公報》門前貼滿了倒董海報、在商業招牌之中掛一個董政權的喪鐘，連賣蒸餾水的商人也喊「還政於民，每支5蚊」。當電車和巴士被人群塞得寸步難行時，平常是一盤散沙千萬個個別的消費者，瞬間變成一個龐大的人肉街壘。體驗過這段經歷的香港人，再重來軒尼斯道，自有一番滋味。　

「人民是馬路的主人﹗」，一句多漂亮的口號。然而，歷史充滿弔詭和辯證，也有讓我們不得不清醒起來的時候。回到班雅明的拱廊街計劃，應該一提、甚至應該加進班雅明的研究材料的是，在不久的將來，香港將出現一個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宏大的拱廊街──西九龍的文娛藝術中心和它龐大的天幕。到時，我們可以在天幕拱廊底下的「公共空間」閒蕩，細意憑弔一下這個巨型的官商勾結紀念碑，為我們行街的歷史，添上嶄新的元素。
《明報》星期日副刊2004.12.5
文﹕黃國鉅

語言改變不了事件的本質

文﹕梁文道
明報2/12/2004

公關公司常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壞事可以變好事，好事也可以變成壞事。」意思是只要公關手法和技巧得當，再差的行動都能變成人人歡迎的善舉﹔反過來，如果沒有正確的公關程序和措辭手段，用意再良好的計劃也會被人辱罵鄙視。但這世界就真是如此是非不分，可以任人扭曲擺佈嗎﹖一件壞得不能再壞的行為，真的能夠透過言辭的修飾及後續的小動作，就變得使大家滿意嗎﹖

新創建和新鴻基地產終於在作出了一項讓許多市民和所有環保團體失望的決定，宣布將新創建有份參建的私人居屋紅灣半島，在沒有任何居民使用過的狀下全部拆卸。紅灣半島的七幢物業自興建那一天開始，爭論就不斷纏繞它。起初它是政府「八萬五」建屋大計的一部分，由於選址紅磡海旁，被譽為擁有無敵海景和上佳地段的高級居屋。當時有人批評把居屋蓋在這麼好的地方太過浪費，彷彿買不起私樓的居屋住戶，就活該不能在家看海。後來政府在仍有市民輪候居屋的情下，為了彌補「八萬五」政策對樓市帶來的打擊，又反覆停止發售居屋，使得紅灣半島這高級居屋白白空置了兩年。今年2月，政府乾脆以8.64億元的價錢將紅灣半島賣給了參建商新世界和其後購入權益的新地，平均每呎才五百餘元。要命的是樓市隨後復蘇，於是「政府明益地產商」和「官商勾結」的聲音，不絕於耳。

這場混雜了各種陰謀推論的鬧劇仍未過去，市民的焦點就開始轉移到兩大財團會如何處置這片居屋上了。按照正常的商業邏輯推理，它們應該會把它完全拆卸，然後在這片優質土地上，重新建起賣得更貴的私人樓宇（據測量師估計，整個項目可以得到62億元的利潤）。

果然，新地和新世界不脫商人本色，真的要把紅灣半島完全拆除，同時提出多項方案保證「環保」，以杜市民悠悠之口。本來是一件為了暴利而集浪費與製造污染於一身的惡行，兩大財團偏偏有本事把它說成「好事」。

首先，新地副主席郭炳江形容紅灣半島是香港房屋政策的一粒瘡，遲早都得解決，否則只會腫脹生毒，他們現在出手除瘡，實在是為社會做好事。言下之意，責任其實全在政府那惡名昭彰的「八萬五」，財團如今把這片霸佔了寶地的居屋變成私樓，實在是導香港回正軌而已。兩大財團也在它們的《致香港市民書》裏說﹕「再發展紅灣能夠真正體現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的精神。不善用香港珍貴的土地資源是重大的浪費，扭轉土地錯配亦是向下一代灌輸若有錯誤，應有勇氣予以修正的寶貴精神。」

因此新世界發展的執行董事梁志堅在記者會上才會說﹕「你們話七棟新簇簇的樓拆落來係浪費，教壞下一代。實際上我們唔係將物料丟晒落大海，我們唔係教壞下一代，我們想話畀下一代知，我們勇於認錯，勇於改過」。

發展商的邏輯是﹕要勇於認錯的其實是政府，是它的房屋政策造成了平民住靚樓的資源錯配﹔而勇於改過的則是發展商，是它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出手修正政府的錯誤。換句話說，錯全出在政府身上，發展商反倒是下一代應該效法的勇者。可是正如小學生都聽得多的教訓一樣，指摘其他人的錯誤並不會令你自動變得正確。說政府有錯，難道就能掩飾自己的劣行嗎﹖浪費了興建紅灣半島時投入的大量珍貴地球資源，把從未有人居住過的簇新樓宇全部拆掉，是改正錯誤的善法，還是以更大的錯誤去掩蓋上一個錯誤呢﹖何什麼又叫做「地盡其利」﹖難道把一般平民負擔得起的房子變成更貴的豪宅，就叫「地盡其利」嗎﹖一個高密度的居屋可以比同等面積的豪宅容納更多住戶，這為什麼又不是地盡其利﹖這裏所盡的利，其最大得益者，難道不就是發展商自己嗎﹖明明是犧牲了重要資源使自己得到最大利益，偏偏還要說成是正確地教導下一代，這正如行政會議鄭耀棠所言，是「天大笑話」。

誠然，我們注意到發展商宣稱會採用香港前所未見的「環保拆樓法」，使得大部分拆樓造成的廢料都另有用處。但是大家必須小心，那些材料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運往內地處理。很多環保組織都曾發現許多先進地區的廢料，說是運往中國「再處理」，實際上卻因成本或地方上的行政監管問題，變成只是簡單的掩埋堆積甚或焚毀﹔而且所謂「再處理」本身也會造成一定的污染，使得中國成了世界垃圾場。如果這回發展商們沒有確保它們造成的廢料得到妥善處理，恐怕又是另一課反面教育﹕為了自己的乾淨和利益，盡可污染破壞人家的環境。

同理，在它們的《致香港市民書》裏，發展商強調新的發展會「綠化紅磡灣畔，增強空間感，改善區內環境」，聽來十分悅耳，其實還是假環保之名行浪費環境資源之實。很多人以為種樹植草搞綠化就是環保，卻不知不妥當的綠化只會造成更多的污染。例如高爾夫球場，看似又綠又天然，其實往往因為過度使用藥劑毒化了附近水域。更可惡的是，這種假綠化是把自己的幸福和享受，建立在他人利益和公共資源的犧牲之上。在紅灣半島現址上重建的新樓盤，就算再多樹木再多空間，也掩蓋不了商家們耗費資源和污染環境的事實。其未來住戶的優質生活環境的前提，其實還是地球資源的浪費，和現時附近居民的不便與受損的健康。

大樓拆得或許可以很環保，但用過的資源到底是不可復得。把一張新鮮印製的白紙重新搗碎再製成「環保紙」，又怎麼會是環保的行為﹖再多的公關說詞，還是不能掩飾事件的本質。紅灣半島拆卸事件的本質，就是商人由牟取更大利潤出發，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有論者指出它的確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可是「發展」二字的意義並非單面的經濟效益所能盡蓋，它還得考慮其他多元的社會價值。這裏牽涉到商業機構的社會責任問題，我們下回再談。

Citizen reporter and grassroots journalism

1. The story of "Citizen reporter" in Korea
1.1. Ohmynews
1.2. "Every citizen is a reporter"
1.2. In 2000, it started with 70 citizen reporters and now has more than 35,000.
1.3. A micro-payment system enables citizen reporters to make money by receiving "tips" from their readers.
1.4. More than 80% of the content of Ohmynews comes from citizen reporter.
1.5. "Citizen reporter" project in Japan: Janjan

'OhmyNews Turned Conventional Internet Wisdom on Its Head

An article about Janjan


2. Traditional journalism vs. grassroots journalism
2.1. One way vs. Two way communication
2.2. Elitist vs. grassroots
2.3. Centralized vs. dispersed
2.4. Authority (objectivity, accuracy, ...) vs. Interactive democracy

3. Blog culture
3.1. What is blog?

從西九出發 學政策民主

蘋果日報	梁文道 2004-11-23
在香港談民主，過去一直集中在立法會的民意代表和行政長官的普選問題上。彷彿香港人能愈早透過普及的直接選舉選出特首和議員，香港就愈早進入現代民主體制。 在部份民主派眼裏，香港諸多問題都可以藉着雙普選的實現迎刃而解。反過來，保守派或表示支持民主化，但常常指出香港實施雙普選的條件未成熟。他們認為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並非民不民主，而是管治水平太差。究竟誰是誰非？我們可以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和決策一事說明。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從政府初步宣布計劃以來，歷經多次爭論，每次幾乎都在政府單邊的強烈意向下，強行挺進，迅速過關。一開始是九九年，政府宣布要把西九龍那 塊面積有兩個尖沙嘴的新填海區建成一個文娛區。其根據是幾項顧問報告和內部研究，但這些基礎調查從沒有全面向公眾公布，也沒有經過社會輿論的反覆辯證。接 下來就有一場規劃比賽，定下了一點八的地積比率和天幕設計的方案。當時就有很多爭論，例如諾門．福斯特爵士設計的天幕究竟是一個規劃概念，還是一個偷了步 的建築方案。如果規劃比賽的目的是對整個區域的使用和運作提出一個可行方案的話，怎能把一個明明是建築硬件的設計也加進去？可惜，這個爭論也是在政府沒有 明確答覆的情況下被匆匆略過。 去年，新一輪討論的焦點是整片西九填海區應該交由單一財團發展，還是分拆給不同的企業分別興建。政府提出了幾 個理由說明單一財團發展的好處，但沒有一項是必然成立的。例如用蘭桂坊為模範，說由一個企業規劃一片區域較有整體感，卻明顯忘記了區區兩三條街的蘭桂坊， 和有兩個尖沙嘴那麼大的西九在規模上的差別。更嚴重的是政府也無法說服大家，為甚麼不把西九分區拍賣，以所得收益去營運興建西九半島尖端的文藝設施。最荒 謬的理由是拿一個本來就帶着問號的天幕當盾牌，說分拆興建怕天幕最後合不攏！ 如今政府以不合規劃概念要有天幕為由，踢走了太古；卻把同樣違 反規劃比賽定下的地積比率的三個財團請進門來。而且政府不要求三個入圍財團公布財務安排，就要公眾在不知道未來那些文娛設施如何可能有足夠經費運作的情形 下，在三個月裏去給意見（而非最初宣布的六個月），這豈不是強人所難？ 簡單看過整個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決策經過，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前言不對後 語，又沒有合理的解釋（例如公眾諮詢期的伸縮）。在提出一個方案時，不多構思幾個不同方案讓大家選擇（例如在私人營運文娛區外，可否考慮法定基金會的形 式）。有時為了行政效率，犧牲掉必要的政策研究（例如曾蔭權反覆強調香港需要一個新地標，愈快愈好，卻無法說明原因）。又有時為了方便行政協調，把公眾知 情權甩到一邊（例如不公布三大財團的財務安排，而這卻是整項計劃是否可行的關鍵）。 這樣的決策過程自然惹來爭論，其以我為主由上而下的長官心態十分明顯，難怪會讓人聯想起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這等嚴重指控，也難怪會令立法會出現了不論政治立場為何都表示保留的罕見情況。 我 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香港真有雙普選，同樣情況就不會出現嗎？恐怕未必。最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都出現了立法機構日益勢弱，行政機構中非民選官 僚權力擴大的現象。不受民意歡迎的政策，在立法機構和民意代表無力阻止的情形下，強行實施的情形，比比皆是。如果連英美等所謂「成熟」的民主國家都如此， 奉行「行政主導」原則的香港可能更糟。但我們是否因此就要同意民主解決不了香港的困難，轉而把注意力放在民主政治外的管治水平問題上？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決策錯失，當然是管治水平低下的明證。要避免類似錯誤，我們不應把管治能力視為單純的行政程序議題，而要擴大對民主政治的理解。所謂民主，不只是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的普選，更包括了政策制訂和實施的民主化。 西 方民主政體近年面對的問題，不是太多民主，而是還不夠民主。如果用一個民主的態度和原則去執行西九計劃，政府應在每個步驟提供數個可選擇方案，及其背後的 理據，並鼓勵公民提出想法甚至替代方案。每個步驟的通過都該有充份的辯論過程，我們當然不能強求一個毫無爭議的共識，但至少要讓不同觀點有足夠的表達機 會。政府應讓公民得到所有相關資訊和材料，讓他們有足夠的裝備去參與討論。 理性的討論，公開的資訊，和包容最多公民的合理決策程序，就是提高管治水平的最佳方法，也是政策研訂和施行的民主態度。這樣做當然會增加行政負擔，但卻可以避免付出重大的社會成本，曾蔭權也就不用背上「別有用心」的惡名了。

香港，你哪裏都不用去！——酬答龍應台之「虛火集」

信報
2004.11.18
陳雲

龍應台女士的野火，用來燒台灣的民國政府或大陸的中共政府猶可，用來燒一個有一百六十年以上現代行政史、比日本明治維新還要早成立的香港政府，就顯得力不從心，虛火一場了。香港的政治經濟與官風民俗，錯綜複雜，高明如前中聯辦主任姜恩柱，離任之際仍謙恭有加，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

　　龍女士現為香港大學訪問學者，在二○○四年十一月九日在港大演講，翌日復於《明報》刊登長篇講稿〈香港，你往哪裏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的一點偏頗的觀察〉，批判香港主流的「中環價值」，提出去殖民地化、民主化與文化政策的種種見解。龍女士空有熱心野火，然而遇上的是有百年現代政府的香港、處於中西夾縫的香港，她的去殖與民主理論，昧於現實政治，流於生拉硬套，而她對香港文化政策的重重提問與匆匆論斷，則是鸚鵡學舌，無的放矢。香港公共資訊開放，文化部門和藝發局的網頁搜尋便利，香港大學也有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近在咫尺，龍氏曾出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居港日子亦不短，豈可孤陋寡聞若此？龍氏乃正道中人，貧道撰文回應，非要摧折正氣，而是寄望其能深耕細作，煉無明虛火，為三昧真火。

西九龍的研究準備

　　先從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研究籌備和保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群的安全「實務」談起，再處理更危險的去殖與民主化「虛務」。龍女士的去殖、去英國化，以民間集體智慧代替官府精英決策之議，貿然行之，與民進黨的「去中國化」議程一樣，自毀江山，凶險無比。

　　不是民選但是開放理性的香港政府，是內斂型（non-articulate）的政府，官員格於政治現實，未免木訥寡言，但部門律令嚴明，重大程序甚少出錯。龍文指稱，港府「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復說「西九龍簡直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似是疏於研究，過於妄斷，以致其批評未能鞭闢入裏，殊可嘆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連串百老匯暢銷劇目（如《劇場魅影》）在香港文化中心公演，大發利市，甚至要擠走若干原定的節目檔期，令藝術經理人和政府當局驚覺有商業市場的藝術節目在香港大有可為，然而大型文化場館檔期有限，不容長期暢銷的節目公演，紅墈體育館亦長時期供不應求，當局於是覺得必要全面評估文化場館，研究是否需要填補場館設施之不足。規劃署遂在一九九八年委託羅祖添顧問公司（Roger & Tym）進行《文化設施需求及制訂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研究》（簡報請見規劃署網頁），調查香港社會的文化需要，評估直至二○一一年的文化設施需求。報告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公布，是香港首次文化設施需求之綜合研究，研究方法包括背景研究、調查與諮詢（包括公眾對藝術的態度調查、設施使用者調查、文化界訪談及多次諮詢論壇）、國際經驗，以及需求評估及確定主要課題。鑒於政府已管理甚多演藝場地，而市場導向的場地似乎不宜由官家經營，報告書遂屬意私營機構發展新文化設施。此外，香港文化場地往往因為土地限制，採用垂直發展模式（如香港藝術中心和其他文娛中心），然而要「成行成市」，始終要有一個橫向聚落發展模式的「藝術區」，於是建議研究西九龍填海區為文化娛樂發展區，並綜合規劃灣仔至中環海傍的文化設施。諮詢會議中，有規劃師援引中環蘭桂坊的例子說明，由單一業主經營，較易協調整體風格。與此同時，原香港旅遊協會也延聘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何弢博士，以專家身份再度規劃和評估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龍的文娛藝術綜合發展區定位來自業界意見和專家評估，吾人大可置疑其判斷是否得宜，但不可否認此程序。港府是有超逾百年歷史的現代政府，程序周密，調查研究未必技術超群，但總不會遲來或缺席。龍文說西九龍會否照顧其他社群（如兒童和弱勢人士）的文化權利，是昧於西九龍在文化市場的定位，而且其他眾多文化場地也有既定政策照顧市民此等需要。自市政局年代始，即有文化統計載於年報，供議員與公眾查考。康樂文化署的文化統計，亦在政府統計年報公布；觀眾調查、需求調查、藝術教育等亦無或缺。統計處有住戶文化消費專題調查（一九九三、一九九九），藝術發展局有民眾調查和藝術家需求調查。整體性的研究方面，二○○二年，藝術發展局開展香港藝文指標研究；同年，康文署完成香港文化及表演設施的大型顧問研究；去年九月，中央政策組完成創意工業基線研究；今年十月，民政事務局啟動香港創意指標研究，中期報告昨天在剛結束的亞洲文化論壇上發表。早在一九八九年，龍氏痛罵的殖民地政府就已聘請英國的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來港研究藝術發展，指出在全球化與創意經濟來臨之際，香港必須大力發展藝術，發揚本土文化，鞏固香港品牌。
舊建築非神聖不可侵犯

　　龍氏高舉中環的舊司法建築群的歷史價值，比喻為老祖母的日記本，說它充滿冤獄血淚，敦促政府先做歷史檔案調查，斷不能就此公開招標。查該址見證香港早期的現代法治精神與執法制度，亦有英式殖民地建築風格，港府遂於一九九五年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該址三組建築列為法定古蹟，其後亦完成相關歷史調查。龍文說政府未做歷史調查即進行招標，是小看香港的行政程序了。香港的檔案制度嚴密，是否真的要「研讀每一個個案，書寫域多利監獄史」，則留待警政或獄政的史家定奪，香港亦有警隊博物館和懲教博物館之設。

　　原址保存與否，要視乎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周遭環境和社區共識而定。保護文物建築的趨勢，第一波是王宮聖殿、議政廳堂之類的古建築，第二波是故居舊宅、蒸汽廠房、警署監獄、火車站、倉庫市街等舊建築。第一波的歷史遺址，傾向原址保存，第二波一般用「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的保護策略，照顧文物修復標準、美學風格和公共安全之後，容許改建或改動用途，化為藝術村、展覽廳、餐館旅舍、時尚商場等，融入周邊環境，促進永續發展，減低公帑負擔（中環舊司法建築群引起的文物保育理論爭議，容後再述）。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龍文最凶險之處，在於貶斥英國殖民者不尊重當地的文化和歷史，呼籲要「脫離殖民」，重新發現自己。欲為善政，須通風俗。雖則英國人並無法國人之迷戀異域文化，但重利的英國人因要有效統治殖民地，亦頗重視當地歷史民情，堪稱懷柔統治。人類學與民俗學就是英國法國等殖民官建立的學科，英國的普通法也重視香港風俗（如承認某些《大清律例》）。格於政治現實，港英不會扶植中國文化，亦無意壓制，香港遂成為流亡文士的避風港，保存了國學、繁體字、舊式中文和粵語，清明重陽也放公假。公民社會則在英式法治環境下健康成長，由老牌的東華三院到新興的論政團體，由守舊的宗親祖堂到激進的托派組織，都可包容。

　　殖民政府不一定輕視文化，香港的舊建築，不論英式唐式，都大量清拆，是因香港缺乏腹地以供迴旋，數十年間人口以百萬暴增，以及經濟轉型急速，剛為輕工業開闢了新市鎮，大陸就開放改革，香港金融商業服務旋即興起，以至市中心樓房土地需求甚殷。相反，環境壓力少於香港的澳葡政府，就大有餘力保存舊。龍氏鼓吹的民選政府亦不一定尊重舊物，反而有時會因為要開徵政費、彰顯政績、大派福利等原因而更為強勢開發。吾人毋須高估勞動人民的文化覺悟，願意籌措巨資修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的，並非民主黨或街坊會，而是老牌何東家族也。

　　港人有必要反省自己，惟不可輕言去殖。古人有言，「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同理，深植香港華人社會的英國典章文化，已是寄存於香港的現代中國文化之一支（恰如蘇俄黨政文化融入大陸一樣）。香港為中國現代化之前沿，港人應將英國典章融會貫通，歸化中華，再反饋大陸。我們要補回當年因為中英爭拗而未在香港施行的英國政策（如戴卓爾時代的財政緊縮和公共行政改革），也要追趕貝理雅時期的創意經濟。香港要先修正單向淺薄的西化，完成深度與綜合的西化，再回歸中華。先托樑換柱，再歸根復命。

　　刻下大陸台灣，苦難深重，危機四伏。港人毋須親共，亦毋須去殖，只要立身中正，守住老本，任他八方風雨，我自時來運到。香港往何處去？邊度都唔使去也。

地產主義的宿命和共業

日期2004年11月21日
蘋果日報
作者：陶傑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原意是一項「政績」，沒想到卻釀成「風波」，如處理不善，可能惡化為「危機」，進退失當，最後還會淪為「醜聞」。

「發展」文化藝術，本來天經地義，可惜特區七年，染上中國官場習氣，本來正常的市政建設，一旦變成「政績工程」，就容易成為主事者為了事業升官而賣力表演的階梯。中國官場用人的考核，由於缺乏民主渠道，有志從政者，不能憑政綱由人民投票普選，由大禹治水開始，都患上自上欽點的「選賢與能症候群」。上為皇帝砂批御選之「選」，下為官臣政績顯賢之「賢」。壞在一個「賢」字，不指內在的品格，而愈來愈成為外顯的「政績」：「叫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式的水壩、發電廠、紅旗渠，中國幹部晉升的表現方式，特區高官沒有其他的選擇，只有你佔一塊西九龍、我割一塊大嶼山，在胡溫中國高層的眼皮下，爭相「發展」，形成一場「權力圈地運動」。從太平山頂下瞰，北望西九龍的填海新地，西眺大嶼山的青山嶺，自然生態隱隱為下屆特首「選舉」的政治服務，正合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一句詩吟：「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香港的「工業」就是建造業；「商業」就是地產主義。既然要政府要少干預，不由三大地產商財團來出錢，難道由淘大醬油、甄沾記椰子糖、馬寶山餅乾、梁蘇記遮廠一類老店或早已消失了的本土實業老闆來打本贊助？

由地產商來承包「文娛藝術」，大前提自然是地產商應先賺錢。地產商要保障利潤，政府就用甚麼「一點八倍地積比率」來約束地產商，不但無效，而且偽善。一旦由地產商來玩，任何一家財團中標，「利益輸送」當然成立。關鍵在於，特區政府向地產商輸送了利益，同時有沒有監督由地產商催生的「文娛藝術區」向市民與子孫後代輸送同等的文娛藝術修養利益？

地產商提交了建議書、聘用了國際最知名的建築家、連線古根漢和龐比杜中心一類的「外國勢力」，通過三個月的諮詢，花了吃奶的力氣爭得投標，動工建設，落成開幕，已經「功成身退」，正如奕信和彭定康為香港實現了一個赤角機場的「玫瑰園」，隨時移交香港主權，下旗歸國，對香港人已經交代有餘，為赤角新機場的規模、面積、使用量，都有一套預測的數據，數據是基於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後仍然成為「國際城市」的假設：香港將繼續司法獨立，是國際資金跨國企業聚的中心，香港繼續成為中國的技術管理的窗口，赤角新機場才會物盡其用。但是，如果中國收回香港之後，干預香港自治的國際信心，英文水準下降，司法制度變色，加上三年五載就「宏觀調控」，甚而與台灣實現「三通」，香港只成為華南沿海的一個普通城市，在世界上門庭冷落，少人問津，赤角機場自然十廊九空，變成供過於求的大浪費，這又怪得了誰？當然不是奕信和彭定康的責任。

因此，西九龍之爭不在於建設的過程地產商有多少利潤，而在建成之後港人有多少利益。十月懷胎不是問題，生孩子的婦產醫療費用也不是問題，小孩生下來之後，如何撫養成人，才是問題。在西九龍之爭，地產商與香港的文娛藝術事業之間，偏偏不是母與子的血緣倫理關係，而是試管與嬰兒的社會科學關係。

一根試管的功能，就是確保其中的卵子可以存活而受精，嬰兒長大之後，是好是醜，是聖人還是壞蛋，試管不必負責。

主理西九龍工程的特區政府，只公布了一項數據，就是「工程能為建造業製造五千個工作職位」，可高達六百億的資金，只為五千個工作職位而花費，那麼工程落成以後又如何？這方面卻是一片空白，全無數據。對於一個為時十年的龐大「文娛藝術區」，政府現在就需要為未來培育「文娛藝術」的社會氣候；全民對繪畫、雕塑、戲劇、音樂的喜愛和鑑賞，需要教育投資、傳媒合作，要中小學教師多懂一些印象派的油畫和石濤八大山人的水墨（但他們缺乏這樣的訓練，對教師的壓力太大），要電視台和電台在黃金時段多播出小澤征爾和郎朗的交響樂和鋼琴演奏（但電視台電台的營業部會說這種節目拉不到廣告），要幾家暢銷的報刊少登狗仔隊追蹤藝人和體壇天后的甚麼露毛咖喱雞的八卦新聞，多報道評論歐美國際的風雲大事（但報紙老闆會說這是他們的市場新聞自由）。

但孩子由誰來餵奶、穿衣、教學？這就是特區七年的中國式絕症，結構性的地產主義經濟，全民結構性的拜金，形成結構性的惡俗加結構性的淺薄，因為惡俗和淺薄構成了二十年來這個遠東最大唐人街「塘水滾塘魚」自給自足的所謂自由市場，而沉溺其中的六百萬人，包括其新宗主國的中國政府，以為這就叫做「繁榮」。

特區政府極力崇洋而模仿的倫敦和紐約，何來有甚麼「文娛藝術區」？倫敦的歌芬花園、皇家歌劇院，還有「城西」（WestEnd）許多家百多年歷史的舊戲院，棋布在泰晤士河之畔，是歷史形成的沉，又是哪一家地產商承包興建？

中國的李瑞環早就勸喻過香港人：要珍惜紫砂茶壺的一層茶。利舞台、太平戲院、神功戲、石塘嘴的曲壇，李我和蕭湘夫婦的說書廣播，舞榭歌台，絃樂麗影，這一切都是香港本土的文娛藝術的茶漬，二十年來由香港人連同地產商一起鏟除，現在又叫地產商來「重建」，地產商當然不肯賠本。

社會的共業如此，怨不得甚麼港英，下一屆特首的「候選人」，如果參加了中國式的政績工程遊戲，一個要把西九龍建成現代化四環公路的新北京，一個把大嶼山「發展」為三峽大水壩，一個要做陳希同，一個要做李鵬，這也是香港成為「特區」的宿命。

誰來哺育試管嬰？特區「回歸祖國」，但在浮誇泡沫的經濟政治中，香港絕不是孤兒，而是「次次頭腦發熱」假大空始作俑者的「祖國」的好孩子。